人类潜意识试图用其时代所能理解的语言讲述痛苦情绪。 当人无意识的和症状池里的某种行为搭上时,或许是这个人企图用能够被文化认可的“受苦”症状来表达自身模糊不清的困扰情绪和内在冲突,这些内在的东西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时表达会带来更多的挫败。 病人们在自己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努力创造症状,以配合当下的医学判断。文化正是以这样难以察觉的方式塑造人类在无意识中跟随大量的文化暗示。 我们在挣扎着希望得到自己的内在痛苦可以被算作痛苦的资格。

“一种症状要如何才能从症状池中消失? 回顾癔症的历史,它的许多症状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消失,这些症状不是同时消失的,而是经过几年的时间慢慢消退。在这些年间,癔症的许多症状看起来一开始失去它本身的魅力,变为一种较为苍白的事实。医生与病人对癔症的症状如此熟悉,以至于不需要花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呈现这些症状。一旦这些轻度的症状变得常见,它就开始不再具有传递内心深处痛苦的效力。 癔症本身不再受欢迎了,这一事实对它的衰落起了关键的作用。当它失去了传递无意识的心理痛苦信号的能力,这种症状就渐渐开始从文化和医疗视野中淡出。我们赋予症状的意义被消解,它们就会在一段时间内的无意识的大脑中不再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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